同样丛属于极北之地系列。
“……奥尔巴赫先生对情报有种异乎寻常的警觉，要保证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接触不到任何无线电设备，必须选择可建立干扰的房间。再者，我们无法确定脑神经受伤对意识体的危害程度，本地医院基本瘫痪，无法作进一步检查，附近暂时找不到能治疗意识体的医生。综上所述，地下室是最好的选择，延续之前作为避难所的设计，日用品用的您的旧东西——没有浪费，一切从简，但考虑到您恐怕会长期待在地下室问询，所以设计上又参考了莫斯科的故居……”
他们将下半面墙刷成青色，因地下室灯光昏暗，颜色被调得暖了、浅了些，像邂逅相遇时那人的眼睛。洁白的床单上铺着不伦不类的深红色被子，旁立小号桦木书桌，桌旁的长管瓷器花盆里插着两支向日葵——真想得出来，向日葵放在不可能向阳的地方。
他要藏的人没入阴影中，阿达尔伯特穿着白衬衫黑西裤，军装无影无踪。去除纳粹元素是必要的，以防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和仇恨。刚毁灭的帝国，前任元首死亡不到两周，现任元首签下投降书也不超过三十六小时。意识体在靠近地堡废墟下面被发现：他在大街上部署防线，背后柏林医院轰然坍塌，粉碎了后脑勺和半个头盖骨，还有身边穿着不合适军装的青年团的孩子。斯拉夫士兵们吃力地抬起砖看了看，本打算离开，一道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密令恰到好处乘着指挥车被送过来。
其实换一种方式也不会大的区别，不是么？阿达尔伯特在他心中埋下一个怀疑的种子，开花结果，这种疑心救了他也毁了他，四年前如果他营运许诺，或许现在要站在军事法庭首席的就是两个人了。
不应当去假设从未发生的事情，安德烈关上身后的门，虚弱的男人坐得更直，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体面，既然是他输了，那就意味着背叛，结局就是惩罚；既然我没有迈出那一步，就说明我的决策更英明、更正确。如果我在那里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
他只戴着手铐，血迹已经消失，双腿依然瘫痪着。他比安德烈下意识认为的要平静得多，温顺的眸子和着灯光，蓝得模糊，他显然已经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计划，但他会竭力平静。
“你输了。”安德烈坐在床的对面，面无表情，沉重的情绪压在头顶。
“我知道，”床上人移走目光，“你不会在这时候浪费时间。”
不了解小奥尔巴赫的人往往早已动怒，他不巧见证过几次这样的时刻，“康纳利和柯林斯在找你。”
“我本来也打算向他们投降。”
“解释一下？”安德烈冷笑，“想来也是，他们可比我好说话多了，你从来与我不熟。”
阿达尔伯特轻轻抬头，“这是真心话吗。”
“不是。”他逃跑了。
安德烈在房间里转了几圈，枪和皮鞭大摇大摆挂在手上，胜利后的喜悦迷茫和愤怒持续冲击着他，反而什么也没做成。
好几次，他几乎都要走到床前，足以对战败者为所欲为了，他把阿达尔伯特的脸搬向自己，伏特加的吐息喷在德国人的脸上又弹回来。要怎么解决他？用刀杀他一次，把他操得生不如死，删他耳光，宣告他是个毫无许诺精神的婊子，伟大的安德烈·阿列克谢耶维奇要永久与他断绝关系？
最后一句当然是气话，挺进柏林前斯大林同志找他，说英美打算抢走德国的大部分科学家，苏联不能眼睁睁看着，所以一些过激的行动必须被限制。何况两位意识体之间私下的关系从来不错，周转起来有先发优势。
他不耐烦地打断伟大领袖的话：“我们没有‘关系不错’。”
最高领袖沉默几秒，“四年前，我记得在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位置，你说‘我一直这么看着阿达尔伯特’。”他试图用一贯以来的审视透查他的心，安德烈没有看他，“可能我还不够了解意识体之间的相处模式。”
领袖给他一些时间处理情绪。他烧掉德国人留下来的相片、衣服和手写稿，又把阿达尔伯特的相机埋在土里。相机被短暂考虑过交予他人，然而一旦想到某个时刻他会怀念，并永远拿不回相机，且它将会继续存在于其他人手中，他便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。
难受的记忆再折磨着他的头脑和存在，他也想独占这份记忆。
记忆是烧不干净的，阿达尔伯特当时这么劝说女孩儿，那时男孩教小公主鼓捣相机，她不肯动，担心相机被粗心的女仆丢进壁炉。阿达尔伯特说，硬壳有铁的成分，烧灼远远达不到熔点，总有些胶片已经被取出来了。他还只有安德烈胸口那么高，金发也比现在长得多，打成可爱柔软的波浪垂在耳尖和眉梢，细长的少年身躯像伊菲革涅亚。
然后少年朝他转过身来，仿佛征求亲家的意见似的，他心中隐隐产生一股期待，转瞬即逝，微微泛滥，又被好几道灼热的眼神浇灭了。
直觉般地，他不想未来的自己为偶然软弱的情绪流露感到羞耻，“没有人敢扔掉您的相机，如果人类这么做了，那么就该惩罚他们。”
他越界太远，意识体最不该犯的就是随意践踏人类的生命，而阿达尔伯特毕竟披着小孩的壳子，连拉扯都有失体面。
少年终于露出意一丝惊讶，安德烈愉快又恶劣地想，他终于也被吓到了。
“解释一下？”
“解释什么，小鬼？”
“是我冒犯，”少年显然继承了普鲁士人的刻板，“我不该问外交事务之外的问题。”
“我不喜欢年纪轻轻就拿腔捏调的人，”安德烈诚实发话，“我小时候，这么说话的小孩，往往都活不过1453年。”
就连他自己刚出口都觉得这话太过分了，然而少年轻松而早熟的语气，则勾起了他火躁的情绪。
“你又何必——”年少的阿达尔伯特欲言又止，仍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和小公主没什么区别，“可现在已经是1894年了。”
第一次交流以尴尬的冷战作为节点，离开的时候男孩并不在送行场合之列，安德烈漫不经心送行赫尔穆特